“自从信息学奥赛成绩和高考(高考新闻,高考说吧)挂钩以来，我们就一直在和这种功利做法作斗争。”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、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主席杜子德说。

　　2000年9月，在中国首次成功举办了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活活动。 次年初，教育部出台文件，提出高中阶段取得5项学科奥赛省级一等奖的选手可免试保送上大学。但杜子德和他的同仁对这份殊荣没有“受宠若惊”——同年7月7日，杜子德执笔写了《关于取消保送信息学奥赛省级比赛一等奖上大学的建议》，递交到中国科协并转呈教育部。

　　杜子德的忧虑不无道理：“但凡和利益挂钩太紧密的竞赛就会发生异化！自从奥赛成绩和高考挂钩以来，送东西、送钱、找关系的，太多了。甚至上级领导也托人找你，你能不听吗？”

　　杜子德的担忧在2006年2月变为现实：内蒙古大学从事计算机教育的副教授张汝琦在当地办起了“信息学奥赛辅导班”。每人交3．5万元，其中5000元是辅导费，另外3万元是“活动经费”，用于接待、公关活动。

　　处理完一系列危机后，疲惫不堪的杜子德希望“脱钩”的愿望更加迫切。“人大代表也联名上书，教育部也有所松动，但估计一两年之内还不大可能。”

　　2006年被媒体曝光的高考保送和加分的丑闻远不止这一桩，取消中高考加分和保送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汪萍就曾经提过取消中高考加分政策的提案。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则较为“中庸”地提出了《关于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清理规范的建议》。

　　“加分本为社会公平和正义而设，但某些加分项目却在制造新的不公平。”洪可柱代表说，某省规定博士子女可加分，某市规定纳税大户的子弟可以加分，某大学则对城乡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进行区别对待。这些政策，不但有违公平，还有“身份歧视”的嫌疑。各种加分政策混乱，互相矛盾，上下不一。除了教育部规定的加分外，很多省市还有本地区的政策性加分；而同一项全国竞赛，黑龙江规定前八名可加分，但河北规定前三名才能加分。

　　“高考加分政策作为社会公共政策，出台过程不透明，随意性大。很多部门都想把加分当作社会管理或福利手段。目前的加分项目，已经涉及科协、体育、外事、民委、计划生育、残联、公安、民政、工会等10多个部门和单位，但近几年来，仍有许多行业或部门要求出台高考加分政策，比如福建就有政协委员要求给农村独生子女加分。加分政策有沦为社会管理工具之嫌。”

　　但洪可柱代表并不赞成取消高考加分政策。“尤其是针对少数民族考生、烈士子女等照顾性的加分政策，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。但对一些鼓励性的加分政策，尤其是一些缺乏刚性指标的加分政策，应该进行清理规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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